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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我国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2018-12-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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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恩斯曾经说过:危险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经济学家思想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经济学家的奴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页。)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面对现实中的困境,面对政策效果不如他们的预期,往往归因于既得利益集团,归因于改革受阻,其实他们的错误思想和政策主张同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一样,影响我们的社会,危害我们的经济。

  粗粗总结起来,当前在我国经济学界普遍得到认可和流行,并正在影响我国社会和危害我国经济的错误理论和认识,突出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现象看成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中国优势。一直主张提高消费,降低储蓄,控制投资,放慢增长。

  二是混淆潜在增长与现实增长,没有注意投资与消费在两种增长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错误地主张用消费取代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本没有看到在长期的潜在增长中消费是增长的负变量,只有投资既是短期需求,又是长期供给,是联系现实增长与潜在增长,真正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正变量。

  四是基于对中国高储蓄形成原因和投资高低判断标准的错误认识,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投资恐高症、投资厌恶症,普遍反对中国的高投资。

  五是没有看到基于高投资而来的高增长对一个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是求之不得的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

  六是由于对我国高储蓄与高投资形成的原因及相互关系的错误认识,因而无法解释中国高额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真正来源和本质。

  七是面对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存在着大量储蓄剩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不知如何应对,另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资金和投资建设需求难以满足、国内利率长期高于国际市场水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经济学家们只是简单地归因于金融。

  八是把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排除在实体经济之外,实体经济只剩下制造业、农业、服务业。

  九是判断一个产业是否过剩,唯一的主体应该是市场主体,真正能解决市场过剩问题的机制应该是市场机制。

  十是忽视中国经济仍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和发展中存在的紧迫性和差异性问题,忙于在总量超越的喜悦中去总结经验、推广模式,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放慢点了,数量和速度没有过去重要了。

  过去,我也是这种中国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接受者和倡导者。近几年来,经过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我发现这种理论脱离了中国国情,远离了中国现实,是一种没有深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过程而完全从虚假现象中得出的错误认识,有些理论甚至是一些未经消化吸收而简单照搬照抄来的西方经济学变种理论。不对这些我们习以为常、视为标准答案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反思和纠正,我们的政策就难以回归常态,符合实际。

  譬如,简单地把我国的消费、储蓄与投资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消费太低、储蓄太高、投资太多,而没有深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独有的国情现象(如改革开放、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人口结构变化)去研究中国的消费特征、储蓄行为和高投资的客观必要,没有真正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去分析中国消费和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所以,看不到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恰恰是中国的优势,而不是中国的问题。再譬如,我们的经济学家没有看到由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而来的人口红利所对应的恰恰是中国将会面临的老龄化负担即人口负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存在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在中国现在高储蓄的背后将会面临如何避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发展中陷阱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如何应对中国独有的更突出的老龄化陷阱威胁的问题,把中国的这种高储蓄用于刺激消费,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此,我从2005年以来一直进行着自己的独立思考、理论反思和实证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先后发表了一些文章,出版了《回归恒等式——我国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新范式》、《中国优势——经济增长的路径抉择》等著作。现在这本《优势突围——论中国优势与金融改革》是前两本著作的姐妹篇,是我这些年来围绕上述问题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有关理论认识的最新成果,是理论思考和工作实践的一个最新总结。其中,最突出的是想强调如何利用中国优势跨越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和“老龄化”这两大陷阱,让中国经济真正步入现代化,真正实现中国梦。

  古人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应该说从四十岁的不惑之年到五十岁的天命之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本书就是我在这个黄金时期对有关经济金融理论思考和工作实践的一个记录,基本反映了我的经济金融理论观点及其形成过程和这些思想在实践工作中的试验和体会。由于这些思想和实践行动主要集中在如何分析和看待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和有关金融改革及其实践,集中论述了有关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一中国独特优势的由来以及如何珍惜利用好这种优势突破发展中陷阱和中国特有的老龄化陷阱的问题,所以,我把这本书取名为《优势突围——论中国优势与金融改革》。

  全书从经济理论、金融理论、实践应用、对话演讲、其他杂文等五个方面把从2005-2015年这十年中的有关理论思考成果和实践工作体会进行了总结和分类。

  第一篇“经济理论篇”收录了我在这十年之中对我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其核心是我对中国消费、储蓄、投资、增长等重要问题提出的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和政策主张,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了中国高储蓄的由来、高投资的必要和高增长的原因,认为中国的高储蓄源于中国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历史巧合,是中国难得的珍贵的发展资源和有利条件,应该备加珍惜和利用;高储蓄为中国的高投资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是中国特有的发展机遇。中国的高投资源于中国的高储蓄,既是中国经济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平衡和人口红利与负债平衡的内在要求。中国的高投资既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是平衡我国人口红利与负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好办法。中国的高投资是优势不是问题。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源于中国高储蓄支持下的高投资,既是中国优势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奇迹的全部解释。离开投资,谈不上增长,只有投资才能带来真正的增长。这既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外经济增长实践的实证总结。

  第二篇“金融理论篇”反映了我对有关金融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其中核心的是金融生态理论和金融改革主张,我提出了金融系统是一个生态系统,金融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遵循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态规律。金融体系的功能就是如何充分有效地配置资源,把储蓄转化为投资。金融改革的核心应是按照这个规律完善金融准入机制、金融退出机制、金融竞争机制,使金融体系成为一个物种多元、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高效率配置金融资源的共生共存的有机体系。金融监管就是要遵循和维护这个体系的竞争规则、生态特征,使之既充满竞争效率又运行有序。我在推动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等实践中都是尽力贯彻和探索完善这种金融生态的理论认识和有关政策主张。

  第三篇“实践应用篇”收录了我分管金融稳定、货币信贷、调查统计、征信、反洗钱、科技、发行保卫等工作的有关实践探索和理性思考,反映了我的一些实践创新和突破。

  第四篇“对话演讲篇”收录的是我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金融时报》、《财经》、《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中国金融》、《中国经济》、《当代金融家》等有关报刊杂志记者的采访对话和我先后在不同场合的演讲稿,在理论界和实践中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第五篇“其他杂文篇”收录了我的一些难以归为前面四篇的工作信件、考察报告、回忆文章等,是我专题理论与实践探索之外的一点工作生活侧面。